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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步伐的逐步深入，醫藥行業成為近年來接受政策洗禮最密集最頻繁的行業之一。僅2016年，國家層面和各省市大約下發了1400多個政策文件，而2017年也成為諸多重磅政策文件的落地之年。

自2013年以來，以“三醫聯動”為主基調的新一輪醫改，明確推進醫保、醫藥和醫療聯動，其核心就是要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建立新的公立醫院運行機制。由此，醫保控費、降低藥占比、招標降價等藥品供給側改革政策不斷深化，對藥品終端市場增長造成巨大沖擊。IMS數據顯示，醫院終端用藥增長已從2013年前的15%～20%，驟降至個位數，2017年上半年增速僅為3.8%，創近年來新低。

隨著終端用藥增長的嚴重走低，醫藥流通行業增速也驟然放緩，并且行業盈利空間逐步縮窄。根據中國醫藥商業協會的統計數據，2017年上半年全國藥品流通收入增速僅為8.1%，創下歷史新低。

長期看，我國醫藥流通行業發展受多方因素影響，而在目前的改革攻堅階段，醫改及產業政策的影響最大。本文將現階段影響流通行業發展的重大政策因素集中打開，以還原政策密集聯動下，醫藥流通行業的外部生態。

準入生態  二次議價廣蔓延

二次議價已成各區域藥品價格形成的主要機制

從近年來的藥品招標趨勢來看，降價已成為主要基調。2015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明確提出：“在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允許以市為單位在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平臺上自行采購，試點城市成交價格不得高于省級中標價格。試點城市成交價格明顯低于省級中標價格的，省級中標價格應按試點城市成交價格進行調整。”這項規定正式拉開各地藥品招標在省級入圍基礎上再次進行二次議價的序幕。

自此，安徽、福建各地市、浙江寧波、紹興、溫州等地市相繼在省級招標基礎上開展各種形式的以帶量采購、醫聯體聯合議價為名的藥品、耗材二次議價。各區域均采取多省或全國最低價聯動，藥價降幅屢刷新低。

與此同時，各地GPO招采模式迅速蔓延，并已成為二次議價最有效的實現形式。從各地GPO運行模式上看，一是醫療機構作為議價的主體，直接與供貨商進行議價，帶量采購、聯合采購，如2015年4月開始進行的安徽“16+1”模式；二是以市縣為單位，由市縣行政機構代表縣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進行集中議價，如福建藥品分片區采購、上海的閔行模式等；三是以企業為主體，進行藥品耗材集中采購，嘉事堂模式、深圳GPO等。